从年起，复旦大学每年派出两名支教队员去到宁夏西海固地区的王民中学支教，他们被称为“王民兄弟”。历史系的孙毓斐和法律系的张弘是第十八对“王民兄弟”。年9月，两人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支教生活，在此期间，*土坡上的教育现状深深触动他们，返回上海后，他们写下这一年来对乡村教育的观察，对支教与扶贫的思考。澎湃新闻现分上下两篇刊发。
年7月12日，结束了在宁夏西吉县王民乡支教的一年，我回到了上海。
同时来的还有西吉县四所支教学校的师生。他们来参加复旦大学研支团组织的“西吉学子励志游”夏令营活动，活动围绕文化教育、科技创新、城市建设和*经历史等主题安排参观、访学。
在参观自然博物馆时，我们采取了5-7名学生与一个“复二代”（即父母为复旦毕业生的）家庭结对的方式。活动期间，西吉的学子们与“复二代”家庭一同参观，氛围甚是活跃。当晚，在整理学生们所写的夏令营日记时，我看到一名学生写到：
“人家的孩子不到十一二岁，懂的比我们多得多，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差距，我们在起跑线上已经落在人家的后面。所以我们应该在奔跑的道路上赶上别人。”这让我感到百味杂陈。
王民乡中心小学多名学生，只有一位美术老师，和隔壁王民中学“共用”三位体育老师，音乐老师则一个都没有。
差距、观念与出路
我从西吉县带来的大多数学生，是第一次走出大山看到外面的世界。尤其是王民中学的学生，连西吉县城也从未去过。环境的闭塞给他们拓展视野造成了很大障碍。
在前往上海的火车上，正值中考出分，王民中学的学生们在知道平峰中学毕业生分数的瞬间，都很惊讶：“别的学校为什么能考这么高？！”——仅以复旦在西吉县支教的4所学校来对比，王民的学生也算相对较差的，但他们很少能了解到这一点。而与上海的孩子相比，就不仅是东西部地区或者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更反映了生活条件和观念方面的巨大差异。
说到生活条件，近年来通过国家的“精准扶贫”*策，王民乡许多家庭已经有了很大改善：通电和通路基本实现村民盖上了新房，屋顶装上了热水器。对西海固最为缺乏的水资源，引水工程也在逐步实施，有些农户家的外面已经在埋水管，可能明年就能通水。
然而近几年连续干旱，庄稼大都歉收，对大多数人家，农业收入又是唯一经济来源。有一次我周末路过学生家，和他们聊天。学生说，去年借的化肥钱还上了，今年的还没有，庄稼歉收没有闲钱，父亲外出打工有一点结余，也只够给家里添置一些衣物。
这影响到最基本的教育资源。当上海的孩子在上补课班、参加各种兴趣活动时，县城的孩子蜂拥在书店里选购教辅，而王民的孩子，条件好的都在用哥哥姐姐们留下的早已老旧的知识手册，大多数手头则只有学校配发的两本练习册。
教育的地位也深受影响。夏令营期间，我和一位西吉县的老师聊天，问到：为什么我们东部片区（如王民）的学生，学习精神不如西线（如平峰）的好？他说：“我们这里学生大多数回家以后，往往干活是第一位的。把书包放下不是先去写作业或者背单词，而是锄草、喂牛。”这也许不是全部因素，但在农忙时节，学生确实都以干活为先。迫于生计可以理解，但长此以往，对于家庭的观念造成的影响可能就是干活比读书更重要。
相比起过去，支持孩子们上学的家长越来越多。好学生的家庭都相当重视教育，有些家长明确支持让孩子读高中，甚至要求孩子考育才、六盘等好学校。有一次家访，去一个成绩不好、特别喜欢耍的男孩子家，奶奶也多次跟孙子讲：“你一定要好好学，不能再耍了。”
但令我们忧虑的情况也不在少数：家长对孩子在学校的表现漠不关心，一无所知——有班级倒数几名的孩子回家说考得不错，直到家访家长才知道真相；有个别极端的例子，家长偏袒孩子，甚至到学校闹事。
在这些家庭家访时，我们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老师，孩子你们自己去管，他不听话你们就好好收拾。”孩子交给学校之后，家长就不去管了。当然，也有可能他们确实管不了。这里家长的文盲率很高，很多大字不识一个，真的很难给学生辅导。有家长跟我说：“他们学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就把他们往屋子里一关，让他们写作业去就行了。”
家庭教育是甚为重要的。如果家庭教育跟不上，就只能依靠学校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但由于教育资源和条件的限制，许多孩子在基础教育阶段也很难接收到很好的教育。以当地学生的英语学习为例，我刚去接手8年级英语的时候非常惊讶：大多数孩子基础很差，部分同学甚至不会用英语来回答今年自己多少岁。有的学生语文、数学和物理的成绩还可以，但就因为英语一科拖了很大的后腿，非常可惜。
后来在和学生沟通及家访的过程中我才逐渐了解到，以前大多数孩子都在村小读书，三年级之前是不开英语课的，三年级统一进入中心小学才开始学，有的五年级才开始学，跟不上学习进度。现在都是一致的了。但我带的这一届初中生中，基础都不扎实。同时，几乎所有学生家里都没有电脑和录放设备，所以他们在家中练习口语和听力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很多学生要从最基础的单词甚至从音标开始重新辅导。
我想过很多次，如果我能更早地介入孩子们的学习过程，他们的情况是不是能得到一点改善？
另外，在与学生接触的过程中，尤其是接触有辍学倾向的学生时，我发现这些学生可能有一个错误的认识，觉得以后到大城市打工早点做生意，生活会比读书之后更好。比如有个学生辍学到餐厅打工，跟同学在QQ上聊天，同学间就会传，说谁谁谁出去打工了，每个月工资有两千多。或许是因为生活困难，这些孩子更愿意从所有可能的途径里面，选最能够在短时间内提升生活水平的方式，而不是长期的方式。
然而，基本上我所见大多数辍学、逃学的学生，在外面都很难长久维持。就像那个辍学到餐厅打工的学生，据说先是跑到了乌鲁木齐的一家饭馆里打工，两个多月之后到了银川，今年的五月份一天我中午下课路过男生的平房宿舍时，一个学生拉住我说：“老师，XXX现在回来了，就在宿舍里躲着呢。”也是让人哭笑不得。
不能说学生出去打工就不对。我带的一个学生家里有4个孩子，她是最小的。大哥之前读书很好，据说也是考上了高中，但因为家庭贫困去打工了，赚的钱供养家里弟妹读书。现在弟妹中有一个已经大学毕业，一个大学在读，还有一个在初中，学习成绩也相当好。
有一次课间，我和一个成绩中等的同学聊天，他开玩笑地说：“老师，我九年级准备去读职中，出来以后能做老板呢。”虽然觉得玩笑话略显稚嫩，但我个人也曾反思，将受到更高的教育作为学生的唯一出路或者说唯一目标，是否略有不妥。
如果从生计来说，不接受高等教育有一定道理。教育更像一个投资，也是一种博弈。如果真的能考出去，并且考上大学，经济状况肯定会变好，后代也会重视教育，长此以往也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但有个别学生的确基础还停留在小学阶段，考高中都考不上，读职中、职高不一定是坏的出路。对不同的孩子还是应该有不同的标准。
但无论如何，十四五岁的孩子还应该处于学习的状态，不管是学习知识，还是学习一门手艺。我个人的倾向是，九年义务教育必须接受完。这一方面是国家规定，另一方面，义务教育是一些最为基础、常识性的东西，是融入社会必须要有的知识，就算他们以后出去打工，要成为现代社会公民，义务教育也是必须的。
在当地教学生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做的。成绩好的学生一定要培养，我在下半学期想做的一项工作便是为初中升高中培养苗子选手，无论是在平时还是家访过程中，都会强调一定要上大学，起码一定要上高中。如果高中供不起，哪怕我们掏钱供也可以。对其他学生，原则上还是劝他们去读高中，但最后一次家访时也会跟家长讲，成绩倒数第几，确实上高中比较困难，但是起码初中读完，去职中学一个手艺，至少比初中辍学或者毕业后什么都不读要好很多。
至于以后的出路，每个家庭有自己的选择，孩子也有自己的选择，毕竟命运是需要自己考虑的，我们只是引导。
王民乡中心小学，学生在食堂排队等待。
支教、救助与未来
支教的意义很大。我们拿有支教队员的学校和没有的相比，是完全不一样的。期末前我到县里别的学校去监考，还是一个城镇上的学校，硬件也比乡上的学校好了很多。难以想象，有些（特别差的）学生语文考试连作文都不会写，有些英语刚写好了名字就要交卷。
我才意识到，也是庆幸，尽管在四个支教学校中王民的学生不是最好，但和同片区其他学校学生相比，还是相当不错的。之前与前几届支教学长交流的时候，他也跟我们讲过，支教老师管得严，对整个学校学风可能都有改变。
另一方面，且不说教育观念和教学方法，有研支团来支教的学校，受到的财*支持和社会各界爱心支持肯定更多。我们来除了教学之外，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扶贫。以王民中学为例，原来的照明、水房最初是复旦援建的，今年的打印耗材、学生宿舍的床单被套等，也是通过基金申请的。所以起码对改变学校硬件条件是有作用的，也让当地人看到我们是重视教育建设的。
资金方面，一对一资助很有必要，我们每年都在做，也确实帮助学生改变了很多。尤其是考上高中的孩子，因为义务教育是不收费的，而高中的开销很大，是否有资助可能决定了他们是否有继续上学的机会。很多家里有病患的学生，接受到资助，那毫不夸张来说就是救命钱了。
但长期资助也有坏处。王民家长、学生对资助的依赖程度很大。最典型的是今年暑假，有一个读了两年高中的学生，原来资助人每年给他块钱，他想学美术转做艺术生，又跑去找资助人要钱。这对学生的经济独立意识来说是不好的，你不能一想到要钱就去找资助人伸手。
不仅是学生，当地村民，比如自己家孩子成绩也不错却没有拿到资助，就会觉得不公平，来要。在有资助和没资助的家庭之间也会有一些困扰。这就是养成依赖性了。
国家现在对贫困地区教育财*投入力度很大。社会也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