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节病 http://www.maiyaf.com/医院订阅哦众所周知，哈佛大学是世界顶尖高校中的第一号；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也是现今西方世界中国乃至亚洲研究的重镇。对于绝大多数在中国从事人文研究的学者和学生而言，能够到此访学、求学，不仅是一种莫大的荣誉和幸运，也确能在材料、方法等诸多方面，为其自身研究的深化和拓展提供动力。年3月1日凌晨（美国东部时间2月28日下午），笔者非常意外地收到了哈佛燕京学社发来的确认信，获得了哈佛燕京学社VisitingFellow（访问学人）的资格和全额资助，自同年8月起，在哈佛燕京学社从事一年半同自己博士论文相关的研究工作。时至今日，已经是我在哈佛求学的第二个冬天了。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初来乍到的惊喜，已然变成了日复一日的学习和工作。然而，每当我走进哈佛教授们的课程，或者踏进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大门之时，这里的一切仍然是充满了惊奇和欣喜的。*进兴教授在他那本著名的《哈佛琐记》中，曾经谈到自己同诺贝尔奖得主、哈佛大学教授伍德沃德先生的一段往事。在他看来：虽然每次和他照面时，只是礼貌性地挥个手，说声“嗨！”却使我朝气蓬勃，对知识充满了无限的憧憬。每次看到他的研究室灯火彻夜通明，就使我这个素来主张以“才气念书”的文科学生心惭不已。……我想他并不知道，在他一生之中曾无意地鼓舞了一个对生化毫无所知的东方孩子，去努力追求自己的理想。在给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进兴教授的一封邮件中，我曾这样写道：还记得您来复旦进行系列演讲的那一次，陈引驰教授在介绍您的时候谈到了他在哈佛的经历，几乎是循着您《哈佛琐记》的足迹开始的。您在演讲中，也不止一次地谈到向史华兹和余英时教授问学时候的精彩经历。去年九月，我参加了哈佛燕京学社-年度visitingfellow项目的选拔，未曾想到，幸运之神竟然如此眷顾，我居然突破重重关卡，进入了中国大陆范围所有合作单位的总面试（之后是委员会的评估）。面试前一晚，我又从网上找到您的《哈佛琐记》来看。看到您隽永的文字，我不禁畅想，幸运之神真的会再一次眷顾我么？我真的能够到您提到的每一处地方去亲眼看一看，亲耳听一听么？今年3月1日凌晨，我竟然非常意外地收到了哈佛燕京学社的offer，真是欣喜。我终于能够在这座位于世界另一端的世界第一学府，以及久负盛名的哈佛燕京学社访学了，而且是一年半的时间和全额的资助。回想一年多前您在复旦的演讲，我想，没有您的砥砺，也许我不会有这样的意志，来谈这样一场持续六个月之久的“哈佛之恋”。时隔一年半之后，当我再次回忆起这段文字之时，已经是我在哈佛求学的第二个冬天了。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初来乍到的惊喜，已然变成了日复一日的学习和工作。然而，每当我走进哈佛教授们的课程，或者踏进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大门之时，这里的一切仍然是充满了惊奇和欣喜的。由于专业的关系，在哈佛期间，我较为系统地旁听了哈佛大学东亚系罗柏松（JamesRobson）教授的三门研究生课程和一门本科生课程。仅就三门研究生课程而论，真可谓是层层推进，而又各有侧重。在我初到哈佛的第一个学期里，这门称之为“中国宗教：中国佛、道礼仪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的课程，为一个初涉中国佛、道研究的学生，提供了非常完整的理论框架。从弗洛伊德、涂尔干、再到特纳、格尔茨，一系列西方宗教学、人类学领域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全面的理论支持。这些训练，也是我作为一名中国历史学专业的学生，在涉及宗教的研究领域中所最为缺乏的。然而，罗柏松教授并未将这门课程仅仅作为一种广泛意义上的西方宗教学、人类学经典导读，而是在课程的后半部分中，将西方和中日学者近年来关于佛、道和民间信仰的研究有机地整合到了课程的线索之中。这些研究，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一个独立的部分，却又不断地与课程上半程中各种西方宗教和人类学理论形成对话，启发学生更好地将已有的理论同具体的研究实践联系起来，并对现有的研究进行更具理论视域的评估。而在第二个学期中，罗柏松教授则是将课程的重心，完全转到了传统的汉学路径，即在欧美和日本汉学研究领域颇具代表性的closereading（文本细读）法。通过对于唐代禅宗文献《神会和尚语录》的细读，在逐字逐句的阅读、英译和注释过程中，每位课程参与者对于文献的把握都得到了明显的加强。当然，各人的收获又是各有侧重的：对于那些谙熟英文，而对古典中文，尤其是中古时期的中文文献了解稍欠的外国学生们而言，最大的收获无疑是一手文献解读能力的加强。而对于我这样在中国的学术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学生来说，翻译过程中对佛教专业英语的逐渐熟悉，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我们用英文表述自身研究的能力。而在中文史料的解读方面，正如史景迁（JonathanD.Spence）在之前的一次讲座中所言，英译中文史料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再解读的过程。即便是对于母语是中文的学者而言，这种逐句的翻译方式和英语本身的语言特点，也在很大程度上要求我们对中文文献本身的含义给予更为准确和更少模糊性的解读。这一点，恰恰是很多未曾有此训练的中国学人所不具备和不曾措意的。到了第三个学期，罗柏松教授又将课程的重点转向了欧美学界近年来在中国佛、道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一个很明显的特点是，罗柏松教授此次所择取的阅读材料，并不是所谓的经典研究，而是近三年来所出版的十余本研究论著。在课程的安排方面，则是依时代之先后，纵贯两千余年，次第呈现出西方学界在各个时段的最新研究成果。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最新出版的研究著作，由于尚未经过时间的检验，的确存在着很多可以改进和推展的余地。正因如此，罗柏松教授在课程的要求中，就明确指出了discussleader（讨论主持人）的任务，不光是解析和评述该书的主要观点和大体脉络，而是应该以一种参与式研究的方式，重新检讨该书所采用的材料和研究进路，作出自己的评判，提出值得进一步讨论和改善的具体意见。我在自己所负责的《武曌》（EmperorWuZhao）一书中，也是这样尝试的。最终，第二次作为discussleader的我针对该书所提出的四个问题，在长达近两个小时的课程中获得了充分的讨论。在充分吸收罗柏松教授和其他同学在讨论过程中所提供的诸多意见和建议之后，此次的报告终于以一篇长达余词的学术书评的形式予以呈现。至此，我跟随罗柏松教授学习的三项课程，也就基本告一段落了。可以说，从宏观理论的把握与理解，再到原始文献的解析与发掘，进而从理论和文献的双重向度对近年来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展开讨论和评价，这种层层递进式的训练真可谓是用心良苦。我想，这也是美国式研究生教育的精髓之所在。学术人才的培养，固然有天纵英才的因素，但系统的学术训练和科学的课程设计，则是使其首先达到最低标准之限度的重要保障。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序列，则是哈佛大学东亚系包弼德（PeterBol）教授所开设的社会文化和思想史研究课程。在第一学期的课程中，包弼德教授从不同的面向，解析了十二至十七世纪中国的社会文化史。面对一个如此广泛的课题，这一课程将讨论的重心聚焦在中国东南地区的地方精英；运用文集、碑刻、方志、家谱等广泛的材料，展开地方史研究的探索和讨论。从各周所讨论的专题来看，课程的前三分之二，主要集中于宋代的士人阶层，涉及士绅与官僚、地理观念与实践、学术社群、方志、宗教、宗族等各个方面，体现出综合多元的社会文化视野；课程的后三分之一，则是对蒙元治下和明代士人的重新定位，展开持续三周的讨论，从而将论题的视野延伸至所谓的“晚期中华帝国”。而在课堂的组织形式方面，包教授的做法可谓颇费思力。与罗柏松教授的文本细读法和leaderdiscussion（有主持人的讨论方式）不同，此项课程则是将每周所要阅读的文献在上一节课的最后事先罗列，给出一份清单。随后，每位课程的参与者均需“认领”其中的一项内容，或者是一本书（如《舆地纪胜》），或者是一个人（如唐仲友、胡则）、一个家族（如郑氏义门）。如此一来，课程的每位参与者在每周的课程中均有不同的任务，承担整个专题的一部分内容。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文献主要是以中文原典为主的。而在正式展开之前，包弼德教授会就该周的主题、核心概念和所要处理之主要文献的特点进行一番梳理，以免散漫无归之虞；而后，则是每位课程参与者使用PPT、辅助提要（handout）等进行5到10分钟的报告。随后，包教授和其他的课程参与者则会针对该报告的内容提问和作出评论。可以说，正是在这种一轮又一轮的论辩之中，课程参与者对于整个主题的熟悉程度和理解深度也由此获得了极大的提升。更为重要的是，各位课程参与者的报告虽然是相对独立的（偶尔也有几位参与者共同合作完成一个报告的情形），却又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某种或隐或显的逻辑线索。即以第三周所讨论的地理类文献为例，从《汉书》、《隋书》、《旧唐书》一类正史中的“地理志”，到《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舆地纪胜》、《方舆胜览》、《大元大一统志》等一系列的地理总志，跨越了上千年的历史维度。更为有益的是，在对这些原始文献进行依次讨论的同时，包教授也根据不同的专题和细分课题，详细罗列了相关领域中外学者的主要研究成果。这种材料与研究之间的对话，也在很大程度上增进了课程参与者对于相关论题的理解和研究前沿的把握。此外，在此项课程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包弼德教授还非常重视对于数据库（尤其是CBDB，中国人名传记资料数据库）和地理信息软件（如ArcGIS）的应用，从而在技术层面上为相关论题的探讨提供了新的扩展维度和研究方式，从而在研究的便利性和视觉的呈现性方面获得了单纯纸本文献的分析与研究所不能达到的效果。而在本学期的新课“当代中国的思想论争”中，包弼德教授则首次将其讨论的重心，从古代中国（尤其是宋明时期）下移至了当代的中国思想界。这门课程的课堂组织方式，仍然延续了包弼德教授之前的风格，仍然是由每位课程参与者择取一位感兴趣的学者及其部分论著进行解析和报告，其他人再进行评论和回应。稍有不同的是，与相对重视原典的上门课程不同，此项课程的核心文献，则是众生喧哗、各执一词的众多当代学者的研究论著。由此，这场当代中国的思想争鸣，便同时在阅读文献本身的多元性和张力和讲者之间的辩难争鸣之中得以一种颇具现场感的呈现和推展。换言之，这种现场感极强的课堂氛围，也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讲者和听者的积极性，实现了一种颇为有效地思维互动。从总体的课程设置来看，此项课程在前三周的讨论中，主要涉及了当代的知识人对于历史的看法和诸如“现代性”（Modernity）、“传统”（Tradition）、“知识人”（或传统的“士人”）（Intellectuals）一类的重要观念。应该说，组织这样的讨论对于课程主讲者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如果不能对诸家的观念有一通盘的理解和把握，是不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将各方观点进行分析、比较，启发课程的参与者从更为综合的高度来看待这些争鸣的。综合来看，两位教授的课程设置虽然各具特点，却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一个共同的特质——严谨的设置和渐次的推进。罗志田教授曾在《要言不烦——缪钺先生论表述》一文中提到：大概每一次上课，先生都是在整体的“通盘计划”之下又做出了一两课时的通盘计划，的确是用心良苦。如他自己所说，上课之前，总要先细看那一两节课的讲稿，更纯熟地掌握讲授内容，“尤其考虑斟酌如何能够表达得好，能够浑融成熟，深入浅出，使同学易于接受。譬如复杂的事实，如何清楚地说明；深细的理论，如何明显地讲出”。尤其“注意思想的逻辑性，注意条理系统。讲活清楚扼要，避免枝蔓芜杂、冗言废话”。由此而论，虽然东西方学者的课堂组织方式并不相同（一者以讲授为主，一者以讨论为主），却可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都体现出一种对于严谨和层次的追求。正所谓知易行难，这一点对于今日中国大学的研究生历史学教育而言，可以说是极为切要的。近年来，中国大陆的历史学研究生课程中西方大学教育中所常使用的“席米那”（seminar，研讨班之意）已渐成主流，对学生的课堂参与和讨论给予了越来越多的重视，甚至将其作为一种主要的课堂组织方式。然而，如果我们只是“得其形似”，而不能在课程的整体设计和细节安排上做到细致深入、层层推进，为参与课程的学生们提供适量而又较为完备的研究文献，是很难达到较为理想的教学成效的。而在多组“席米那”的层递性安排方面，则依笔者愚见，似乎是大陆的学者们所甚少留意的。实际上，如果学生能够遵循一种必要的次第，在理论扩展、材料解析和研究前沿的把握方面逐次推进，必然会对自身研究能力的大幅度提升产生巨大帮助。而在课堂之外的研究生学术活动方面，令人同样印象深刻的还有持续三个学期，每周一次的学生工作坊。这一工作坊的形式，可以说是非常简单的。一位报告人、一位评论人，极为充分的自由讨论时间（长达一小时左右），构成了工作坊的主体程序。然而，这种全英文的讨论方式，还是对我们这些并非以英语作为母语的人构成了一定的挑战。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训练，我们在不断地报告、评议、提问和回答过程中，逐渐地熟悉了这样的一种不同于中文母语的沟通方式。正是通过一个这样的平台，不同国籍、不同学科、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和学生们得以交流与对话。多一门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外语，的确是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更为广阔的学术天地的大门。当然，在演讲和提问的过程中，语言的表述固然是重要的；但学术研究绝非是一场英语演讲比赛，语言只是一种交流的工具，更重要的还是你真正精彩的观点和具有启发意义的思考。在这一点上，作为一个研究自身历史和文化的研究者，我们是不辞多让，无需有丝毫愧色的。这是我们所应该具有的自信。现在，我已经回到母校复旦了。对哈佛的不舍当然有，但对母校的眷念也使我深深的相信：至少在我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我们中国学人的水平和能力都是非常卓越的。年，傅斯年曾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谈到：“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现在，当我们这些新一辈的中国研究学人坐在哈佛大学的课堂之时，也仍然应该记住这句话。这并不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自傲，而是我们融入国际学术潮流时应有的自信和气度。“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哈佛也好，复旦也罢，真正的学术自信力，绝非名校、名师，或者其他外在的光环所能给予，而是需要依靠自身一点一滴地积累与提升。诚如章太炎先生的对子中所言：“腹中贮书一万卷，阶下行僮千户侯”。年1月于上海谢一峰（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信息来源：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