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学和舞台艺术创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和现实主义精神，持续深化思想内涵，不断拓宽表现空间，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作品”走向“精品”，从“高原”迈向“高峰”。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中国文艺阔步迈入新征程。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出一大批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新时代文艺百花竞放、硕果累累。
八年多来，广大文艺工作者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向人民和生活学习，倾心书写人民，倾情塑造英雄，倾力反映人民心声，与人民一道前进——成为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自觉追求。
八年多来，在脱贫攻坚现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线，在全面深化改革最前沿，到处活跃着文艺工作者的身影。他们用生动的笔触和真挚的情感，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
八年多来，广大文艺工作者把创作作为中心任务，把作品作为立身之本，打磨出一批精品力作。这些作品以精深的思想和精湛的艺术，成为新时代闪亮的文艺坐标。千锤百炼终成钢，大浪淘沙始见金。这些作品虽问世时间不长，但已显露出经典的气象，相信经过岁月的沉淀，也会成为新时代的新经典。
至此期，我们配合党史学习教育推出的大型特刊“光辉的历程永恒的经典”就要和读者朋友说再见了。我们坚信，与时代同步、与祖国同行、与人民同心，广大文艺工作者站在新的百年起点上，必将乘着新时代的春风，不断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新史诗。
新时代文艺，大有可为。
新时代文艺，天高地阔。
以多彩文学描绘美丽中国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出现了一个让人们眼睛一亮的词语：“美丽中国”。这个词语是古老的，它呈现在一代代中国文人的诗意想象中；这个词语又是崭新的，因为十八大将最宏伟的政治目标和人民愿景赋予其中。自十八大以来，美丽中国的丰富内涵便一步步成为现实。回望近十年来的当代文学，又何尝不是紧踏着美丽中国的节拍，描画着美丽中国的真实图景，从而收获了令人欣慰的文学之“美丽”呢？
1.现实主义精神更加深化，现实主义文学的表现空间也开拓得更加宽阔
现实主义仍然是当代文学的主流，作家们以极大热情讲述中国故事，从而让文学更亲近现实，更贴紧本土。近十年来是中国改革开放攻坚期，巨变的现实为讲述中国故事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资源。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既能衡量作家的现实热情，也取决于作家的现实主义功底。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在脱贫攻坚战中涌现出的一大批文学作品。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被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经过八年持续奋斗，取得了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有不少作家直接参与脱贫攻坚战，并创作出一批反映脱贫攻坚的优秀作品。长篇小说有赵德发的《经山海》、滕贞甫的《战国红》、陈毅达的《海边春秋》、杨遥的《大地》、温燕霞的《琵琶围》等，报告文学有李迪的《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阿克鸠射的《悬崖村》、卢一萍的《扶贫志》、纪红建的《乡村国是》、季栋梁的《西海固笔记》、秦岭的《高高的远古堆》、关仁山的《太行沃土》、蒋巍的《国家温度》等。在举国上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一重大事件中，文学同样交了一份令人民满意的答卷。李春雷的《铁人张定宇》、程小莹的《张文宏医生》、熊育群的《钟南山：苍生在上》、刘诗伟和蔡家园的《生命之证》、何建明的《上海表情》、黄春华的《我和小素》等，都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诗人们更是谨记“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古训，以诗歌记录人们在抗疫期间的心灵律动，为人们构筑起一座坚强的精神堡垒。
现实主义精神更加深化，现实主义文学的表现空间也开拓得更加宽阔，这是十八大以来文学创作的突出特点。在这期间，先后进行了第九届和第十届的茅盾文学奖评奖，茅盾文学奖以倡导现实主义为主旨，我们从这两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这些获奖作品基本上遵循着以现实主义精神去观照世界，在表现方式上又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和差异性。梁晓声的《人世间》以个人精神史的结构反映出改革开放的时代轨迹；格非的《江南三部曲》跨越百年社会变迁，探询人的精神世界；李佩甫的《生命册》从农民与现代性的关系入手，书写半个世纪来的中国城乡发展史；王蒙的《这边风景》以乐观姿态对特殊年代新疆多民族生活进行了清明上河图式的描画；陈彦的《主角》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塑造出一个从乡村弱女子成长为舞台主角的演员形象，具有独特的文学典型性。这些都得益于作者洞察现实和历史的敏锐目光，以及现实主义的叙述能力。同时，这些作品的多元化和差异性也是很明显的。徐怀中是军旅文学的一名老兵，他在军旅文学大合唱中一直带有一些“不安分”的音符，这种音符是一种浪漫情怀和对美的憧憬，正是这种“不安分”孕育出《牵风记》。金宇澄的《繁花》则是用沪语泡出的一壶浓茶，飘逸着上海弄堂的日常情趣。徐则臣作为年轻的“70后”，从《北上》可以看出这一代作家所具备的现代主义文学素养，这又分明是他亲近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经典的结果。苏童和李洱都是当年先锋文学的主力作家，但他们在各自的作品《黄雀记》和《应物兄》中充分吸收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写实优势，同时自如施展他们处理文学资源的先锋性。总之，我们从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看到了现实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的有机融合与相互对话，或者说，这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浑然交响。
现实主义深化意味着思想的深度和锐度。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作品的优秀与否，不在于作者是否抓住了一个重大题材，而在于他面对写作对象时是否有思想的发现。如何建明的《革命者》，内容是在上海前赴后继的革命者们的事迹，但作者通过对这些我们并不陌生的革命史的再一次叙述，重新阐释了革命者的意义，警示我们今天仍然要坚持革命者的精神。陈启文的《为什么是深圳》则是借深圳的改革经验探讨一个如何认识中国的大问题。报告文学作家具有特别强烈的生态意识，他们直接干预现实的生态和环保问题，写出了一批有分量的生态题材作品，如肖亦农的《毛乌素绿色传奇》、胡冬林的《山林笔记》、李青松的《薇甘菊——外来物种入侵中国》、胡平的《森林纪》、任林举的《虎啸：野生东北虎追踪和探秘》等。
思想性更是长篇小说的灵魂，在思想性的开掘上作家们也留下了可喜成果。如王跃文的《爱历元年》通过年轻人爱情危机的故事，为人们创造出一个倡导爱的世界的新词——“爱历元年”；杨志军的《巴颜喀拉山的孩子》以藏区牧民生活为题材，用孩童的视角展开描述，蕴藏着作者对自然环境、人性伦理、生命存在的深刻反省和理性思考；鲁敏的《奔月》通过一个失踪者的故事去质疑现代城市的冷漠。毫无疑问，以上这些思想点都给人们带来新意和启迪。
现实主义文学最重要的艺术目标是塑造独特的文学人物形象，但受现代小说的过度影响，一些作家不再把塑造文学人物形象作为自己追求的艺术目标。这一现象在近年来的创作中有所改观，一些新的文学人物形象在作家的笔下诞生了。如阿来的《云中记》中的藏族祭司阿巴，这是一个由生态意识凝聚成的人物形象，他对大自然的整个生命体系有着一种哀怜之情；胡学文的《有生》以大胆的文学想象塑造了祖奶这一民间接生婆的人物形象，她的灵魂里包蕴着所有关于生命的民间信仰；朱秀海的《远去的白马》中的赵秀英是一位革命战争中的支前队长，是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经常见到的人物，但作者将其塑造成一个闪耀着革命的神圣光芒的文学形象；周瑄璞的《多湾》塑造了一个始终跟不上现代化节奏的乡村女性形象季瓷，但她身上坚韧和坚贞的精神又显得弥足珍贵。
现实主义的深化和开拓也表现在小说观的突破和更新上。王安忆始终在小说艺术上精益求精，她的《一把刀，千个字》写一位淮扬菜厨师，精湛的厨艺和酽酽的知识分子情怀完美地融入叙述之中；东君的《浮世三记》以反故事的方式寻求突破，又处处表现出一种对文学的敬畏之心。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合影，从左到右依次为金宇澄、李佩甫、王蒙、格非、苏童。王继国摄/光明图片
第十六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大奖颁奖仪式高红超摄/光明图片
2.作家们把更多的笔触伸向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大大丰富了文学的精神内涵
文学抵达现实的纵深处，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作家对精神现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