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白癜风 https://m.sohu.com/n/461055589/过去的一年，对任何国人来说都是深刻难忘的，我们经历了悲欢，也尝尽了离合。但即使如此，波折坎坷后新春再次如约而至，山野会再次被绿衣铺满，地头也会再次飞扬起花瓣。在人海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年故事，可是我们庆幸，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不敢说扶摇直上，但至少回归了平静与秩序。放眼全世界，只有我们自己知道这份平静与秩序的来之不易，也感念那些为这份平静与秩序付出了努力的所有普通人。
张竣
人生方法论接受事与愿违
采访前，摄影师给饼叔张竣先拍摄了照片，他穿着标志性的马甲，手拿着一根雪茄，做出或深沉、或喜悦的表情。“再来个炸裂点的”摄影师大声叫嚷道。饼叔配合地笑了起来，眼睛眯起来，厚厚的嘴片向两边扯起，透出一种亲和的喜悦。那一刻他又回到了自己拍摄的视频中的状态——大开大合。
张竣
张竣另一个被人熟知的名字是“饼叔”，是一位在视频弹幕B站高人气Up主（弹幕视频网站投稿人）。但“饼叔”的还有另一个身份——中央电视台记者，从《东方时空》的调查记者、战地记者，到央视驻俄罗斯首席记者，他曾探访过切尔诺贝利的普里皮亚季城，还以驻乌克兰战地记者的身份在斯拉维扬斯克与北京演播室连线报道乌军和亲俄武装激战。年春天，作为第一批抵达武汉39位记者中的一位，他参与了武汉抗疫的全过程。
从武汉到北京
去年新冠疫情刚暴发时，本已不做一线记者多年的张竣，主动申请去了“前线”。为了不让家人担心，只好撒谎跟家里人说去两天就回来，没想到这一去就是一百零五天。年农历大年初一，一列高铁载着39位前媒体记者奔赴武汉，火车把他们在武汉站搁下就跑了，整个车站那时空无一人，连灯都熄了。
在武汉他待了3个月，每天一个人拿着一个灵眸相机四处奔跑。医院、太平间、病理解剖室这些地方都去过。
新冠病毒在那时是一种新型病毒，为了让人们了解病毒，找到攻克病毒的方法，当时医务人员呼吁病逝者家属捐献遗体用于研究。张竣采访一位捐献了自己母亲遗体的男士，入土为安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虽然老人的亲属不同意，但他还是背着家人偷偷捐献了。
张竣的采访是在他们家小区楼底下进行的，因为那位男士不想让家里人知道。张竣问他，知不知道什么叫“大体老师”，然后告诉了他“大体老师”的意义，这位男士在街头就哭起来了，见惯了生离死别，早已练就处变不惊的张竣也差点没绷住。
在年7月，时隔张竣离开武汉一线战场两个月后，他又重回武汉。刚下火车，看到再次人来人往喧闹异常的车站，仿佛一个濒临死亡的人又活了过来，千头万绪一下子涌上心头，这次他没绷住，从下火车一直哭到上了出租车。直到他告诉出租车师傅，当时武汉封城时他一直住在这里，师傅回了句：“你把口罩戴上”。
情绪就这么一转，他突然觉得释然了。
越痛苦越好吃
正如之前提到的那样，我们大多数人认识饼叔张竣，还是因为他在B站的视频节目。
在“食贫道”中的美食视频中，饼叔吃下的第一口不知为何总会透着一种痛苦，眉头皱着，眼睛闭起，五官扭曲到一起，但一口咽下去，又会立刻呈现出满足的舒展。就像喝酒，起初辛辣烫嘴，之后回甘悠长。以至于不少人总结出一个规律：饼叔吃东西的样子越丑，就代表越好吃。“看惯了帅哥美女网红脸的网友们起初会评论，怎么找了这么难看的主持人主持，本来想打5颗星，结果硬生生减了一颗……”B站的网友们这样评论道。
饼叔无可奈何，起初对网友们的评价还会介意，后来就释然了。时间再长些，这丑萌丑萌的表情反而让人越看越顺眼，还成了他的标志，让人每次看他这一口顿时就会生出一种条件反射般的“饿了”。不但主持人不走寻常路，“食贫道”也“骨骼清奇”：走街串巷，专拣藏在深巷里的“苍蝇小馆”，哪怕环境破败、脏乱也没关系；哪怕录制节目的过程中隔壁桌打了起来，也不Cut掉，还把这段放正片里，配上交响乐，恢弘而又戏谑。
但就是这股子烟火气，反而让人体会到人生的五味杂陈，和饼叔张竣一样，让人上头。除了这些与众不同之处，所有视频摄影细腻，光线、构图专业，推拉摇移如行云流水，文案简洁、配音沉稳，整体呈现一种电影的质感，一看就和“野生”Up主做的视频不太一样。也有网友评价：百万文案、千万后期，原本以为就是个Vlog，结果就像看BBC。
种种细节都在凸显这个团队的与众不同。
饼叔的来历现在已经不是秘密，不仅他本人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其核心团队成员都是专业的纪录片从业者，因此才处处体现出“正规军”的专业打法。
用做新闻的态度做美食
13年前，张竣大学毕业考到了央视。幸运的是，后来他被分到了《东方时空》，也算是正赶上传统媒体黄金期的尾巴。他做的第一个片子是在年，当时国内各地惊现以HD90编号开头的百元假钞，他发现了这个选题并继续跟进做调查。
那时候的《东方时空》崇尚的是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偶像是陈虻。虽然张竣入职的时候陈虻已经去世，但他留下的理论却为张竣提供了方法论。他记得第一次看陈虻的讲座光盘，讲做节目一定要严格杜绝“主题先行”。“主题先行”就是记者在事件发生之后对事件做出了自我定义,在自我定义的基础上选择新闻素材。
怎么杜绝“主题先行”？就是带着疑问去，在过程中用事实来寻找答案。张竣如醍醐灌顶，后来他去做俄罗斯的驻外记者，探访过切尔诺贝利，去乌克兰报道乌军和亲俄武装激战，一直践行的就是用事实来寻找答案。
多年从事新闻报道也在他身上刻下烙印，他做美食Vlog，也会突出现场感、参与感。在叙利亚他亲自卖酸角汁，医院做义工给54个叙利亚孤儿做饭，对食物的评价也都是临时激发出的，像是换了一种方式的现场报道。
年，张竣结束了驻外记者的工作回到了国内，开始从事新媒体的产品技术类工作，转为幕后却让张竣开始怀念起内容创作来。随着新媒体互联网逐渐崛起，那时的传统媒体也生出危机感，怎么和新媒体融合成为传统媒体同行间热烈讨论的问题，为了寻求转型，一些同行纷纷出走。张竣很好奇，也很冲动，想抛开媒体人的身份，做自媒体试试水，试水的方向定到了美食领域。
张竣是个资深吃货，驻俄罗斯的那几年，他就像《孤独的美食家》中的主人公那样，走街串巷四处寻觅美食，在异乡以食物温暖孤独的灵魂。
《古巴大宝荐》和《中东大宝荐》体现的是异域风情，《小城夜食记》则跨越多公里，走进了10个中国的小城。不加修饰的原生态让人们看到了人间烟火，还有烟火背后的芸芸众生。
慢慢地，他的“食贫道”在B站积累起将近万粉丝，饼叔和他那标志性的大脸也成了网红。
张竣至今还记着，最开始做视频时贷款了30万，他母亲问他：“你打算做到啥时候？”媳妇回了句：“他把钱都折腾完了就回家了。”如今是他做美食博主的第三年，他在B站的粉丝即将迈入万大关。但和之前铆足了劲要做头部，时常焦虑的心态不同，现在的他明显更为放松。
“在武汉的ICU里，危重病人不幸离世后就被打包拉走了，其他躺在ICU病床上的人就只能看着。那时起，我对很多事儿的看法变了，就是做减法。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人到最后可能就那几个字——相信自己，其他的欲望或者期待可能都是次要的东西。”
“要接受事与愿违。”他说，然后露出招牌的笑容。
敖慕麟
日暮，乡关何处
敖慕麟站在深圳晚高峰的地铁站，看眼前的人漫出来。这是他熟悉的湾区，也是他熟悉的人海。十年前在香港，同样的场景浮现眼前，他是海的一部分，可以反射太阳的光芒。但现在，他发现自己在海的另一侧。可能成了沙滩，或成了礁石。总之是固定的，被着色的，不轻盈的存在。终于不再汹涌。承载过太多舟楫，他开始寻找自己的轨迹。
敖慕麟
武汉人，原凤凰卫视新闻主编。武汉封城后，敖慕麟作为凤凰卫视特约记者奔赴一线，参与并记录了这座城市战疫的真实岁月。在此期间，敖慕麟及父母不幸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其父因病罹难。如今，他与母亲共同在深圳生活。
不回避，就是回家
今年夏天，敖慕麟和母亲庄建文一起搬到了深圳。工作在一家大型医疗器械企业，他负责媒体联络，不算改行，也不算重操旧业。新生活住处在南山区一间公寓楼的高层，阳台视野开阔，夜色一览无余。这些繁华灯火是陌生的。十年前从香港回到内地，他来这里吃饭，过了世界之窗通往宝安的方向，就不再有繁华都市的热闹景象。而同样的地方如今已经翻天覆地，他正重新认识，并融入一座城市。
一切的熟悉都在变化，曾经最敏感的观察者开始用钝感面对人海，无法与洪流形成切角，便索性沉在那里，失去目的。这不是一种泄气，更非放弃，只是开始犹豫，开始有了得失心。做对事情，他会想“我积累了有效的经验，可以重复使用”，做错了事情，他会觉得“我得到了教训，以后就不要再这样了”。得失心是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这很好，它在一个三十岁的男人身上终于生长出来。而当这颗心跳动的第一下，便叩响了一个遥远山洞闭门的声音。
心的主人情不自禁地怀念中学时代。那时候，他可以鲁莽地努力——努力首先会给他不偏不倚的对等回报，其次，会保证这回报一定是好的。但敖慕麟现在意识到，心也会犯错。好奇心、同理心，能容下世界的宽广心，未必一定有回响，未必一定有成绩，甚至未必一定向着他。
母亲则对新生活抱着些乐观态度。她是一个适应能力很强的人，日常会自己去探索这座城市。用手机查到周围的一些地点，一些景区，或一些不知为何却就是感兴趣的地方，便出门了。不打车，她坚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到处走走看看，半年多竟也快把深圳逛遍。到国庆时，敖慕麟把家里的宠物狗“中秋”接了过来。从此散步或买菜，母亲又有了亲密的陪伴。敖慕麟知道母亲的坚强，便并不意外。但他更知道母亲的脆弱——偶尔发现，在两人一起出行的路上，母亲会沉默地呆坐一会儿，叹气，然后对他说：看到你开车，我就会想到你父亲。
敖慕麟终究是有父亲的影子。
他正面临一些问题，在心设下的局里博弈，可他捏着棋子的手，也是被父亲长久握着的手。这双手太宽厚，太细腻，太温柔，便注定无法放弃对世界的爱抚。敖慕麟还在广泛而细密地收集父亲住院时的信息，他认为自己在拼一幅没有边框的拼图。不知道有多少像素，不知道有多大尺寸，不知道有多久时间，只能用淘金般的姿态忍受冶金般的灼热，去炼就心的不慌张，再去看见父亲当时的不慌张。
但他怎么会只看见一个人的世界呢？父亲的世界大千，他曾是偌大一个家族的气氛的活跃者，是人际之间最复杂、最细密的亲疏往来的处理者，是温度的施与者，是距离的把控者，是一个孩子看见的侧脸，是那个孩子看见的笑脸。父与子，敖醒吾与敖慕麟，他们是在用同一双眼睛，看见同一个世界，并用同一颗不计得失的心，敲响同一个藏满故事的洞穴。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太阳落山了，所以我们才要回家。
香港四点的太阳
敖慕麟在凤凰卫视工作了多年。
凤凰卫视的创办人这样介绍电视台的得名：“借喻凤和凰的阴阳交汇，预示东西方文化、传统现代文化的一次历史性整合。”
中学时代的敖慕麟并不知道这些。他只觉得“凤凰”出的书很好读，就像白岩松的书和《南方周末》一样好读。这些读物自有某种默契的写法，不是向无垠的世界拓展，而是向具体的心灵纵深。它们驱使着一个对“人”感兴趣的中学生作了些启蒙式的思考：这个由文字搭建起来的“小人物”是谁？他平凡的生活里藏着哪些生命的光芒？可以如何贴近，又应该怎样体察这份微茫的力量？或者说，究竟是我遇见他，还是他遇见了我？等等。
如今被我们称为“非虚构”的写作，在彼时敖慕麟的头脑里留下过一场深远的洗礼，他开始以“新闻学”为工具，和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交道即整合，他走了多长的“道”，便把自己与多少故事整合在一起。你可以说——他从家乡走到人大再走到浸会，或从武汉走到北京再走到香港。也可以说，他是从一所最好的新闻高校，走到了另一所最好的新闻高校。但这样的描述都太过武断。
敖慕麟不需要目的地，他只需要目的。目的是“人”。他与人打交道，便是把自己与人文主义整合在一起。所以当他开始以一名专业新闻工作者的身份发挥作用，敖慕麟就感受到了对目的地的抵达。
起初，他在凤凰卫视做日班新闻编辑。住在距离公司大概12公里的公寓，每天早上必须打车上班，因为出发时的凌晨四点还没有公共交通。风雨无阻，赶20分钟左右的路程，在五点前到达办公室。敖慕麟首先要迅速地把自己沉在报纸与网站里，准备七点的一小时读报直播。再把自己吊在监视器上，盯紧这个当家节目不会出错。最后，他才能在忙碌了四小时后的八点钟终于吃上早饭。如此短暂休息，继而将类似的工作流程与节奏再度上演三轮。直到《凤凰午间特快》完播，他今天的工作才算告一段落。
在微观的经验材料和宏大的社会历史之间自由穿梭是一种能力，米尔斯谓之社会学的想象力。这是敖慕麟的能力。就职于“凤凰”的那些年，诚然，他站在了东西方文化与传统现代文化的焦点处，但这也是做记者的几年，他还站在了“我”与此时此刻同时活跃着的那些“他者”之间。或许是因为与父亲有太多童年回忆发生在车里，所以当敖慕麟开始写“早班故事”时，故事便天然地多与交通有关：相处久了普通话竟也变好的出租车驾驶员，相传有两个硕士学位、人见人爱的“TVB车神”，第一位对他说“谢谢你”且深情演唱了《西海情歌》的的士司机……皆如此，初极狭，才通人。敖慕麟得幸瞥见那些仿佛若有光的山口，便乘兴钻了进去，酣畅地经历了一场场心灵的交道，探索出秘境不为人知的洞天。
二十分钟后，尽兴而归。他写下来，如同第一个在岩壁画下传说的人。
香港的四点没有太阳。但每天早晨，敖慕麟都会从一个光源，走向另一个，走向许多个。
敖慕麟
小舟从此逝
敖慕麟不愿被缩写为“英雄”。
武汉的经历过去一年，已经有太多渲染被洋洋洒洒地降落到他的身上，而那些描述，都让一个曾经讲故事的人变成了信息世界里失真的迷思；这种“纪录”，把一个擅长“纪录”的记录者变成了凝视与审判的孱弱客体。他不需要这些压力，也不想要这些荣光，敖慕麟甚至不认为自己是勇敢的——“本能式”的冲锋，如今想起，已无法被自洽为理性的判断。但他的故事，却实在也不能被消解为一个“偶然的壮举”，在如是行径英雄主义色彩的背后，或也积淀着一个独立的人，在成长中被建立起的气质。
敖慕麟有一位始终被儿子敬佩的父亲。上世纪80年代，就职于基层政府部门的敖醒吾先生成了最早接受驾驶培训的人。如今看来平凡无奇的技能，彼时，意味着长达三个月乃至半年的封闭教学。从那时起，父亲的工作与生活就与汽车有了关联，敖慕麟有关父亲的记忆，也大多和他的那辆汽车有关。那是一辆老式面包车，或许是白色，或许是灰色，总之是有着可以被回忆的滤镜所染色的车体。手动挡，引擎声沙哑却洪亮，陪伴父亲载着小小的慕麟去工作，去探亲，去城市内外，走很长很长的马路。他看见太多次父亲的侧脸，也看见过太多次父亲的笑脸——这位记忆里偌大一个家族的气氛的活跃者，总是乐观而游刃有余地处理着人际之间最复杂、最细密的亲疏往来，不失温度，亦不失距离。孩子看在眼里，像看一个巨人造化天地，而这天地，后来也就成了敖慕麟的世界。
他如此羡慕父亲的人际能力，那种以热情为表征，以关切为根本的处事态度，成为家庭给他最大的影响。父亲爱练字，最喜东坡诗词，常有怀古慨言，却不失旷达潇洒。他便去读书，传记与历史、新闻与故事，成为一个在时间汹涌的浪潮里善于回头的年轻人。他开始思考发生过的事情究竟有怎样待了解的细节，已离开的人到底有哪些被忽略的岁月。中学时面对老师，敖慕麟蓦然萌生出一种已成习惯的透视感——我眼前的这个初相识的人，到底已经送别过多少轮如我般的旧相识了呢？把过去看清楚，才会把当下看透彻。
到香港读书后，他才明白，原来这不是看“透”，只是看“见”而已。他读何伟（PeterHessler）的纪实作品，得知这位美国记者在涪陵教书时，竟能从学生的英文名里，感知到东西方文化在底层逻辑上的碰撞。且这种捕捉与纵深并非由主观强行赋予意义，而只是对现象和证据的白描刻画——有些东西就在那里被端放着，一定会被看见，只是多数人走过即错过。敖慕麟所以明白了：看见，就是不忽略。
不忽略身边发生的事，更不忽略承载故事的人性基石。若只把目光锁定在事情发生的“这一刻”，一切动机看起来都难以解释人“为什么会这样做”；但如果把目光拉长到做事者的成长环境与心路历程上去，清晰而具体的答案就不会被忽略。英雄主义的底色是宏大的悲壮，但英雄的内核却只是一道悠长的目光。在泛化的光环、眼泪与掌声背后，总有人能看见敖慕麟，就像他这样看见了自己的父亲，并看见父亲眼中的世界。
那世界有汹涌的人海，波澜壮阔。而父亲，他只乘着小小的扁舟，笑一下，就过去了。
冯翔
用音乐讲自己的故事
《汉阳门花园》在全网传唱最热最广的那段日子，窗外大多是风霜雨雪，而见到冯翔的这天却是武汉久违的大晴天。日光暖暖地洒在沙湖湖畔，站在这个原本叫做“琴园”的地方远眺，对岸尽是高楼商厦。“冬天的湖差点意思。”冯翔笑了笑，和我们聊起了他记忆里的武汉。
年初，一首武汉民谣《汉阳门花园》击中了无数武汉伢的思乡之情。用武汉方言弹唱的《汉阳门花园》在封城期间戳到了许多武汉人的心上，最开始被打动的是那些在外地回不了家的武汉人，虽然不是为了疫情所唱，但其中对武汉这座城市的情感“就是给人一种安心感”。
这里很好，但不是家
“武汉这边基本都是移民。”汉口开埠，水网纵横，四面八方的人汇聚于此，相逢于此，安家于此。冯翔就降生在这样一个大家族中。外公在街道做零工，外婆则留在家中打点。“从小到大外婆都比较疼我，因为我是她的第一个外孙。”而那段家住江边，玩在江边的日子，是冯翔记忆里最幸福的时光。“我妈妈都感到惊讶，为啥我会对那时候的事情记得那么清楚。”
“冬天腊梅花，夏天石榴花，晴天都是人，雨天都是伢……”这段回忆后来被写进了《汉阳门花园》，在疫情期间抚慰了无数身在武汉或心系武汉的人们。
生在武汉，长在武汉，但说起普通话的冯翔却意外地带着浓郁的北方口音。从5年到年，冯翔定居北京。在他的描述中，北京的家很好：又便宜又大，房东热情心善，还时不时劝他在北京买房。
“当时为啥要离开呢？肯定还是为了某种在当时自己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比如事业的发展，多挣点钱……”但这些想法在每天清晨醒来想“过早”（武汉话：吃早饭）的那刻都会戛然而止。“在北京，只有武汉人才会到处找热干面。”9年时间，哪家热干面正宗，调料放得有什么不同，冯翔对北京的武汉热干面店铺早已如数家珍。忍住了一碗热干面的诱惑，想家的种子却早已顺着味觉长在了心里，生根发芽。
“我们平时都是开车出去，有一天不知道怎么就想走路出去溜达溜达，在一个街角，我突然闻到特别特别熟悉的味道，就像是小时候家里做菜的味道……像是青椒炒肉丝，加了通菜梗，用酱油炒……我当时就想回去了，想回去看看，好像心就不在这了。突然就觉得这个地方，虽然机会很多，但不像是自己家。”
年，家中变故，冯翔在仓促中来不及仔细收拾在北京的一切，把家具匆忙搬上大货车便踏上了回家的路。纷繁复杂的重重压力让冯翔在那段时间里想起了儿时，种种美好浮上心头的刹那，他开始重新思考关于自己和家的一切，《汉阳门花园》就是在那时完成的。
音乐，是写给下一代的家书
岁月在不知不觉中，让盼着“家家”（武汉话：外婆）用铫子煨藕汤的“外孙伢”，变成了同样为家人下厨做饭的父亲。至于家人们评价如何？冯翔的回答佛系中透着得意：“我家我做饭，我觉得我做得不好吧，但他们又不得不吃。”一个自称川菜湘菜特别拿手的厨子，遇上既不吃辣又不吃甜口的家人。“我对自己现在烧菜的评价很低，但我还是觉得我炒的青椒炒肉丝特别好吃。”自我怀疑的烦恼中，字句都是家常的温情。
冯翔有两个孩子，大女儿上五年级，年幼的还没上幼儿园。被问及孩子们是否会听他的歌时，冯翔的回答很确凿：“不听。”但聊起疫情期间他的歌被很多人传唱时，他又说：“他们知道的。”作为父亲，同时也是音乐人，音乐不仅是他记录自己儿时的回忆录，也是写给下一代的家书。
“我希望我写的这些东西会让他们对自己的父母有更多的了解，对他们的家庭以及他们生活的这个地方、这座城市有更多的了解。有些事情如果只是干巴巴地去说，他们可能很难理解，但如果有一首歌能留给他们听，就很好。”文化的意义在于传承，而在家庭中，这种文化记忆的延续显得尤为重要。“我一直觉得应该给孩子留下一些东西，让他们知道爸爸妈妈是在创造一些东西，尤其是文化上的东西，希望他们能为爸爸妈妈感到骄傲。”
大女儿现在开始从各类作品中认识世界，探索世界，冯翔鼓励她养成阅读的习惯，但对于孩子想看什么，冯翔愿意给予她充分的尊重。“你得相信孩子，不能像老母鸡护崽一样老把她护着，要去充分理解并且相信她。”
闲暇时他带着女儿去省图书馆借书，表述间不经意流露出作为父亲的自豪。“她读完以后和我说了很多。有些可能在我们的世界已经有定论的东西，孩子会用他们的方式去解读，会从晦暗中读到光明。”除了看书，父女俩共用音乐账号的契机也让他们多了不少共同语言。
“你猜为什么我的歌单里那么多动漫的歌？都是她在听，因为她爱看动漫。但其实我也看动漫，她听的歌我也会听，我还会给她推荐我爱听的歌。”
音乐和生活是统一的
很多人评价冯翔的歌都会用到“治愈”这个词，因为他的武汉话“是我听过最温柔的武汉话。”
但武汉方言与民谣的结合，其实是冯翔二十多年前就有的想法，音乐的多样性，离不开具有生命力的地方性语言。“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往贵州云南那块跑，去听那里的山歌、民歌。我一直觉得音乐这个东西，它和生活是完全统一的，是不游离于生活之外的。在没有完全了解那些民族音乐的时候，可能总觉得它们是程式化的，也是表演性质的，但其实它们不是装出来演出来的，就是实实在在生活的一部分。”
冯翔把这种音乐称作活着的音乐，而那些纯粹为了表演而创作的音乐，是失去生命力的。因为与生活脱节，它们不再随着时间、生活或生命本身去变化，而是像博物馆中陈列的画作一样，是静止的。他坦言，在这样标准下，有生命力的音乐其实是很少的。“也许这是文明衍化的一种必然，或者一种方向：艺术会离生活越来越远。但是我始终认为音乐应该保有这种生活的气息，音乐应该是多样的、民间的。”
在当下，商业化意味着大批量，流行最终导致同化，中国作为语言多样性的沃土，也正在遭受这种冲击。但冯翔认为传统戏剧中的“依字行腔”其实已经给了我们启示：“中国应该是音乐多样性的天堂，每个地方的歌用每个地方的方言来唱，各有各的好听。”抱着尝试的心态，武汉方言遇上一把吉他，至此大江大湖化作琴弦悠悠、温柔汉腔，冯翔用武汉话把武汉唱进了许多人心里。
对生活最大的要求就是平安
距离上个寒冬过去一年了，冯翔对疫情后的生活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大家都习惯了戴口罩，使用公筷。“所有的老百姓对生活最大的要求就是平安。”还有一点让他感到奇怪：明明都在家关了那么久，但原来不怎么来往，不怎么说话的人，关系都变近了。“武汉人说话没那么冲了，你去菜市场看他们吵架的语气都比之前柔和不少。”
年结束了，很多东西在悄然变化，但也有不少事情从未改变。“虽然有很多人掉到困境里了，但他们还是会想办法好好生活。”而构成生活本身的，则是无数个家。从傍晚飘出饭菜香味的那间房子，到大江大湖养育三镇万民的那座城市，再到历经考验焕然生机的那片土地。
每首歌都是一封家书，唱给每个带着故事回家的人。
王靓雅
此心安处即吾乡
“家”，对于在北京“漂”了十四年的王靓雅来说，是一个很重的字。从十二岁孤身一人从襄阳来到北京求学开始，她说每一天都会想家。不过同许多漂泊在外的人一样，“故乡”、“他乡”在心中的边界也变得渐渐模糊。何以为家？也许此心安处即吾乡，就是与自己最大的和解。
王靓雅
演员，美妆博主。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曾出演过《如懿传》《十里洋场拾年花》等影视作品。作为一位“90后”，王靓雅从小一个人从老家湖北襄阳来到北京求学，是个十足的“北漂”。在异乡生活了十余年的她对“家”有着自己的理解，也慢慢摸索出了一种年轻人跟父母相处的模式。
想说爱你不容易
混沌的少年时期，一次意外，小靓雅不小心把手划破了。小小的伤口像是一条引线，引燃了小靓雅不断堆积的思念。想家的情绪拔山倒树而来，她终于忍不住拨通了那个可以倒背如流的号码，在电话里放声大哭起来。
其实伤口并不严重，但是听着小靓雅委屈地诉说自己的伤口，妈妈在电话那头也忍不住心疼地哭了起来，一边哭着一边说要来北京。可是在10年前，襄阳到北京的距离，就像是一座大山一样矗立在王靓雅母女之间。为了供女儿在北京学舞、读书，王靓雅的父母每天晚上还要上夜班来赚取一部分学费。
后来，母亲告诉王靓雅，如果再重来一次，“我一定不会把你送走”。父母觉得亏欠了女儿太多，因此拼命想要弥补。可是，时间和距离就像是一场长跑，慢慢地，父母好像追不上渐渐长大的靓雅了。
叛逆好像在王靓雅的人生中稍稍有些迟到。直到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开始大学生活，王靓雅才开始进入叛逆期。那段时间，她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也降到了冰点，好像她做什么事情父母都会反对。因此，靓雅与父母交流的频率也越来越低，从原来的几天一次变成了几周一次，每次通话也是说几句便匆匆挂断。
靓雅就这样继续按照自己预定好的方向生活着，拍戏、学习、谈恋爱，做着跟许多二十岁的女孩子一样的事情。可是，人好像真的会在岁月面前无师自通地长大。转变发生在年，王靓雅大学毕业的那一年。
“我爱你”
那年7月，刚毕业的王靓雅正在《美人香》剧组拍戏。在一个收工后的下午，王靓雅坐在酒店的床上，看着窗外渐渐落下去的夕阳，心里突然产生了一种想要给父母打电话的冲动。她从床上站起来，拿起手机，走到窗边拨通了爸爸的电话……“
嘟——嘟——喂？”
爸爸的声音一入耳，王靓雅的眼泪瞬间夺眶而出。或许是一夜之间长大，对自己前几年的叛逆感到懊悔，又或许是被空气中的不知名因子所感染，在那个平凡的下午，王靓雅第一次一边抽泣一边对父母说出了“我爱你”。
很简单却对大多数人来说都很难启齿的三个字。在无数个独自在北京的夜晚，王靓雅埋藏在内心深处却又从不肯轻易吐露的心声，终于在22岁的这一天，被真实地表达了出来。
“其实那天什么也没有发生，我也没有受委屈或者心情不好的情况。就是坐在房间突然很想给他打电话，就很想把这些都告诉他。”王靓雅回忆道，“我说我觉得很对不起你跟妈妈，因为感觉以前不懂事的时候，我做了很多会伤你们心的事情，但是我之前是意识不到的。”
挂了电话，王靓雅已经泣不成声。
从那天开始，王靓雅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有了质的转变。通电话的频率也从之前的几周一次变回了几天一次，除此之外，她每天还会跟父母通过
